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的起始阶段，时任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的领导们所确立的战略方针是前往湘西与红2、6军团汇合，开辟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当时红军发布的所有命令和训令，都把这一军事行动称之为“突围行动”和“长途行军与战斗”，并未使用“长征”这一名称。为了提高对敌的宣传效果，红军总政治部甚至将这一行动称为“反攻”。到12月1日，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以及总政治部在给红一、三军团的电报中，开始将红军的行动统称为“西进”，这一说法一度成为红军战略转移的代名词。

目前史料显示，首次使用“长征”这一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1934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一次讲话中，王明将红7军团与红6军团在1934年夏进行的战略突围称为“长征”。然而，由于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被敌方破坏，王明并未能获悉中央红军已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他所提到的“长征”实际上是指局部红军的突围行动，而非红军主力的战略大转移。此外，当时的红军并不知晓王明在莫斯科使用了“长征”这一概念。因此，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依旧称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为“突围行动”或“西征”，并未普遍使用“长征”一词。

直到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际，《红星》报于6月10日刊发了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首次将红军的行程称之为“长途远征”，此时“长征”的概念初步形成。紧接着，6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与张国焘、陈昌浩联合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递交的报告中，首次提到“万里长征”的说法，进一步推动了“长征”这一词的使用。到7月10日，《红星》报社论也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来形容红军的艰苦行程。

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路程逐渐延长，“长征”的“万里”描述逐渐增大。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伟大事业。”同年9月12日，为处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首次将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为“二万余里长征”。但由于当时会议内容仅传达给党和红军高层，“长征”一词未能广泛传播。

随着红军不断推进，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宣传逐渐巩固了这一概念。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在象鼻子湾的讲话中明确表示：“我们走了两万五千里，从江西瑞金算起，一年多时间，每个人走了两只脚，走过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长征。”至此，“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说法正式进入中国革命的历史记录。到1936年8月，为了进一步宣传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党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长征记》，并号召所有参战人员撰写回忆录。至1937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的出版，使得“长征”成为了全国范围内广泛认同的红军战略大转移的代名词。

(二)

那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具体路程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如前所述，红军中有不少干部坚持记日记，其中萧锋的日记记载了最为详尽的长征过程，几乎每天都不间断，内容涉及天气、行军路线、作战情况、人员伤亡、弹药消耗以及战利品等。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相关部门根据这些日记的记录，汇总并计算出了“二万五千里”的具体路程。

1935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数字，他在吴起镇和象鼻子湾的讲话中表示：“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等11个省，红一军团的行程最远达到了二万五千里。”这一说法迅速引起了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层的重视，并正式确认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结论。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数字，随后毛泽东在12月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到：“我们走了二万多里，跨越了11个省，历尽艰难困苦，开创了这段伟大的长征。”

然而，这一“二万五千里”的路程，实际上仅仅是指红一方面军的行程。由于各地红军在战略转移的时间、地点不同，各部队的行程差异较大。史料表明，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的两年时间里，共有五支红军部队分别从不同地区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各自的行程也有差异，红一方面军的行程最为长达二万五千里，而其他部队的路程有的较短，有的则更长。例如，红军一、四方面军在1935年夏秋时会师后，因战斗需要而再次南下，他们的行程就达到了三万五千里。正如朱德后来所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多走了一万里。”

最终，“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不仅成为了红军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也逐渐被后人视为战胜一切困难、追求真理的精神象征。如今，“长征精神”仍然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永葆斗志的象征，激励着无数人在困境中奋勇前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